对于王应麟的担忧，其实也可以说是朝中许多重臣都有此忧虑，赵昺心知肚明，他也多次利用这个来‘胁迫’众人屈从。但是他也十分明白，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创造一个意识形态和政体的难度恐怕比消灭蒙元的难度还要大，而对于他这种不学无术之徒来说也就只能省省了。
人所共知，儒学自孔子建立学说已经存在和发展了两千年，自汉朝独尊儒学后的千年中原王朝皆以此作为立国之本，甚至少数民族政权也青睐有加，自上而下形成了以儒治国的理念。虽说是皇权社会，实际上统制国家的是士人阶层，甚至有士人吹嘘，国家乃是士人之天下，皇帝反而是他们的傀儡，虽然在某些时候确是如此，但你让皇帝们听了心里是多难受啊！
赵昺作为现代人，自然知道宋朝开国后，太祖推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将儒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高度，士人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为后世的士人们赞为最美好的年代。其中出现了许多勇于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大家，也有不少改革进取的有识之士，可也出现了史上最多的民族败类。
开宗立派，赵昺一直以为那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自己是万万没那个本事推翻一种延续了上千年的体制，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且还有一个不能为外人道哉的原因在其中。
按照一些史学家的说法，儒学是孔子在周礼上发展创新而立。周礼的作者是周公，而这个周公不是别人正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实打实的统治阶级。屁股有时决定脑袋，作为统治者我们让他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想问题，那是强人所难。
稍有脑子的人就会想到立足于周礼的儒家是与空想民本脱不了干系的。历史也一再证实即便是落魄的孔子、孟子也是吃着皇粮的统治阶层，为王权服务的。因此不客气的说一声，儒的思想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他们所处的阶级的利益也不为过。
孟子有句名言：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赵昺常被师傅们用这句话教育，臣僚们的谏议书也是常以此开篇。按照正常人的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思，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民，第二要紧的资源是谷物，最不要紧的是君。拥有了民和充足的食物就拥有了称霸的资本。
从这句话似乎可以窥见民本主义。但是赵昺觉得有些不对味，若是按照这句的意思打个比喻，电对应的是霸业，民、社稷和君分别对应的是电网电站和用电的人，如此对于电而言，用电的人自然是最没有份量的。那么电对电网、电站意味着什么？电对用电的人意味着又是什么？
这个比喻，可能有些偏激，可赵昺觉得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儿。弄懂了儒学的传承和思想的立足点，再来看儒学统治下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齐鲁大地，按唯物主义的说法就是物质决定意识。齐鲁大地当时的文化和儒文化是合拍的，姑且可以称之为儒家统治下的国家。
如此来说照着儒家的观点，他们的思想能够使国家富强，然而鲁国的实际并非如此。早在鲁国的立国之初，周公就认定鲁将来必定受制于齐。因为他的儿子用他的理论治理鲁国，而姜太公则入乡随俗用当地的风俗治理齐国。
那为什么被儒家中人奉若神明的周公，会对自己的理论如此不屑一顾呢？那是因为他明白他的理论是很教条的，一旦失去了活的东西很容易僵化的，并非是万金油，放在哪里都灵光，也会产生水土不服，而后千百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周公这一点忧虑。
汉族人对汉朝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赵昺以为除了其的强盛外，也是唯一一个以民族来命名的朝代。而儒家对汉朝同样叹服，怕也是因为汉武帝把他们的圣师扶正为国师，自此成了国家主流思想的象征，汉武帝驱除匈奴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功劳自然也归功与实施了儒家思想，从而使得汉朝更强盛。
然而历史真的是那么简单吗？显然不是，起码不全是。赵昺没当皇帝时就明白，钱粮才是胜利的保障，没有钱、没有粮简直就是寸步难行，饭都没得吃，谁跟你复国。没有钱打造武器，木棒石头恐怕连帮原始人也打不过，还不如自杀省心。
所以说，汉武帝之所以能铸造大汉盛事，赵昺以为多半是因为借助了文景两朝积淀下来的财富。并且他相信如果不是汉武帝后来扶正了儒家，断了别的思想，导致制约了人才的涌现，说不定汉武帝一朝还能取得更辉煌的成就，至少可以彻底将匈奴消灭在茫茫草原上。
当然无论如何，历史不容假设，也不可能谁都能像自己一样有机会重新试试，但汉武帝缔造了大汉盛世这一观念，早就深入人心。再来看王莽政权，这可是完全照着儒家经典来治理的政权。结果怎样？搞的民生沸腾，不可收拾，最后被刘秀赶下了皇帝的宝座。
再来看明朝。在后代人看来是个相当贫瘠的朝代，有一说法明朝十年的赋税收入也抵不上前朝宋的一年赋税收入。就这么一个贫瘠的朝代，却是儒家思想最盛的时代。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海瑞，其清正廉明体恤百姓，为后世所颂扬。但他却没有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富足，之所以被抛出来撑门面，也是因为明朝污吏成群、宦官当道，以致挑不出个完美的士人来。
而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儒家思想占据了主体地位，挤压了其它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