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绘制一卷山川地形图，时下工匠，各自法门。
墨家乃集大成者。后墨门式微，工匠离散，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散落在诸多先秦两汉文献史料中的墨门笔记，才被后人整理记录，得以重见天日。
魏晋时，有裴秀，在总结前人绘图经验时，发现不少有益之法。于是对各家之法进行归纳整理，提出“制图六体”。创造性的归纳出，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分别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并按此法，亲自完成了《禹贡地域图》的测绘。此乃华夏最早之《地图集》。
“分率”为比例尺，“准望”即方向，“道里”即距离，“高下”指高差，“方邪”乃坡度，“迂直”则为高低与距离之换算。
裴氏制图六体，准确阐明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关系，对后世地图测绘，影响致远。
同时期，还有刘徽所著《海岛算经》。利用“重差法”测量海上地形地貌。亦为地图学提供了数学基础，乃华夏最早一部《测量数学》著作。
后有唐僧“一行（张遂）”，利用自制“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等大型天文观测仪器及演示仪器，在黄河流域沿南、北同一条线，择若干测量点，分别测量每个点的北极星高度，及任两点间的地面距离，并由此计算出子午线的长度。
其结论是：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便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又八十步，此，便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131.3千米）。对比后世精确计算出的子午线一度（111.2千米），虽有二十千米的误差（误差率仅有0.18），仍不失准确。因而称其为，世界上最早“准确测量出”子午线长度之人。
一言蔽之。北极星的高度，即是当地的地理纬度。只需知晓两地北极星高度之差，即知两地纬度差，由此可得出子午线长度。
反之，若知子午线长度，又测量出两地北极星高度之差，便可精确得出两地纬度之差。
此结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对后世，地图测绘，同样影响深远。
首先，北极星相对北极点是不动的，仰望北极星的仰角，便是当地的地理纬度，故与测量季节无关（请注意）。
其次，子午线是相等的半圆，跨度一百八十度（180°），因而地球的形状，亦不影响其测量（再请注意）。
只需在晴朗的夜晚，于船上仰望北极星。准确测量出仰角，便可准确计算出二地间的纬度之差。
“司南”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指南针，后世并无定论。然自从刘备“麒麟降世”，指南针便确已出现。所有蓟国海船，皆设有“针房”，用于安置“司南”。刘备已命苏伯等人，研制“航海罗盘”。诸如指南针、白琉璃、等物料齐备，只需将其中所含物理融会贯通，航海罗盘出世，应当不难。
时下罗盘，称“栻盘”。多为漆木质地。与后世“风水罗盘”大同小异，由圆形天盘和方形地盘组成。上刻二十八宿星。天盘、地盘，中心以轴相连，地盘四角与天盘有双线相接，内嵌一大二小，三颗竹珠，用于旋转，结构复杂而精巧。
只需稍加改造，便可制作成航海罗盘。
而在“航海罗盘”未出现前。先人们，已采用星象来辨识方位。
据《汉书·艺文志》载，前汉时，可充作海上导航的星象书，已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计一百三十六卷之多。皆是前人在海上总结出的天文经验及规律。记录航海中对星座、行星等位置判定，以定航线。
然而，经由太阳或星座，仅能确定航向，无法精确定位。更无法确定航速。
至于“牵星过海”，“抛绳计节”，还都是后话。时下尚无需远洋航行。倭国列岛与三韩半岛，隔海相望。只需越过对马海峡，即便遇上飓风、洋流，以倭国列岛之狭长，终归能寻到邪马台国。
只需在对马岛立港，作为中继。蓟国明轮海船当可经泉州港、南津港、济州港、釜山港、对马港，往来三韩半岛及倭国列岛。算算时日，前往邪马台的船队，不日便将返回。
得益于蓟王少年时，楼桑缩微模型图的测绘和制作。
蓟国良匠，皆能以“一方”为单位，准确绘制地图。
“纵横一丈”称“一方”。此乃“一方丈”之省称。换言之，将“一方丈”缩小成“一寸见方”，乃蓟国最常用之城池绘图“分率”。
便是匠人所谓：“一方之土微缩于方寸之间”。
蓟王早有言在先。蓟国所有地图及海图，皆以“一里见方”。于是乎，在“一寸见方”的方格内，绘图出一里海图。便是所有蓟国海船，出海时所奉王命之一。
如何计算航速，又成了萦绕蓟王心头的未解之谜。在刘备看来，航速之所以难以计算，正因茫茫大海上，无法计算船只的相对速度。与陆地不同，海水是流动的。
知刘备为测量航速一筹莫展，左国令士异进言道：何不用“流木法”？
刘备一愣：且速速道来。
“流木法”乃为华夏先民，最先创造的“海上计程法”。此法，不晚于汉代，已应用于航海活动。
按三国时，东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所载。流木计程法，具体操作如下：一人在船头将木块投入海中，另有一人同时向船尾跑去，要确保“人与木”同时到达船尾。如此一来，已知船身长度，及奔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