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心中发誓将毕生遵从医生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那么，该如何解释我现在正在干的事情呢？我几乎天天都在杀人。
值得庆幸的是，我还不是那种毫无目的、原由、随意的杀人，我是在做科学试验，目的是为了救人。这让我感觉好一点：自己不是侩子手，而是科研工作者。
人类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谁该死？谁该活？谁该化为科学成就金字塔底部的皑皑黄沙？谁又可以站在塔顶，头戴桂冠，受世人敬仰？究竟谁有权利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是上帝，还是元首？
元首决定犹太人、吉普赛人、耶和华的见证人、（注：耶和华的见证人是当时一个小型的基督教会，该教会抵制服兵役。）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可以成为受试者，成为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它们现在跟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没什么区别，它们只有牺牲的义务，没有生存的权利。它们跟小白鼠一样廉价、易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不同的是，跟小白鼠相比，它们在生理构造上更接近我们，它们更像人，它们甚至有语言，有感觉，只是没有灵魂。
你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有灵魂的同类，不然，你将无法自处。它们只是自己摇摇晃晃的影子，一群没名没姓、不断更新的类人生物，它们身上所有的光辉均熄灭了，它们的一切都被掏空了，它们已经麻木，感觉不出痛苦。它们默默地走着，劳碌着。它们不能被称为活人，也不能说已经死亡。它们不怕死亡，因为它们已经没法弄清楚，什么是死亡。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渐渐没有了面孔，它们只是一个又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低着头，弯着腰，脸上和眼睛里都没有丝毫思想的痕迹。
元首对这些医学试验有明确的指示，元首的意愿就是国家法律。我执行命令，忠于党卫军的誓言，忠于希波克拉底誓言。
这是我在万般无奈之下，给予自己的终极理由。但是在日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这样的理由丝毫不能被法官、陪审团和公众接受。就是在当时，这个理由也丝毫不能平复我自己心中的烦忧。
试验的方案是早就设计好的。受试者被置于冰水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其体温、脉搏、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多少时间到达临界状态，再试验各种复温方法。因为个体差异，生理、体质及意志力的不同，每个人抗击寒冷的能力和身体恢复情况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人体试验，希望从而找出并设计、制定出一套经济、实用、高效、便于推广的救援方法和相配套的辅助设备。
在柏林时，曾经征集到很少量的自愿受试者，整个试验过程是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进行的，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为了保证不危及生命，往往坚持不到临界点，就提前结束试验。因此进展缓慢，成本很高，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下去。
而现在，受试者从人变成了“小白鼠”，事情就简单了。根据以前试验的数据和战斗中飞行员遇到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受试者在冰水中浸泡的时间直接设定为5小时。一般来说，我们实验中心对集中营里的犯人有优先选择权。每天早晨，当囚犯们在操场上列队点名时，我们实验室的军士就会去挑出刚进营不久，尚存生命活力并且足够强壮的人来充当我们试验的“小白鼠”。我们认为，5个小时是个比较合理的时间设定。
5小时一到，如果受试者的体温还没有降至29摄氏度，我们是不会把他拖出水箱的，而是继续下去，等待他体温降至29摄氏度时，再进行复温抢救。但要是受试者坚持不到5小时，那我们到5小时时，就只能从冰水池中拖出一具硬邦邦的尸体。因为在试验开始的头5个小时里，是不会有人费心，花时间和精力去监测受试者的生命体征的。我们同时正在进行多项试验的准备：研究不同咸度的海水（注：波罗的海的海水含盐量远低于大西洋等其他海域海水的含盐量）对人体的伤害及治疗方法；研究高海拔环境中，低气压对人体运动能力、协调性和思维的影响，跟厂家合作（如法本、拜耳等化工企业），研制解决这些问题的药物。所以我们都很忙，有很多事，没有那个时间。就算正好空着，我们也不会去陪在受试者旁边。要知道，一连5个小时，时时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哀求、恐惧、仇恨直至绝望的目光；看着他们的皮肤由白变红，再变白、变灰的过程；看着他们从最初的用力挣扎，到无力地发抖，嘴唇哆嗦，牙齿打颤，最后平静了，不再颤抖，意识也抽离出去。那何止是乏味、无聊，真正一个恐怖和受折磨的过程。更何况，你还有被欺骗、被愚弄的危险。犹太人及其他犯人的狡猾、无耻，被经常提出来，警示那些对集中营行事方法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新来者。那些无赖比小白鼠更卑微、无德，他们会利用我们的悲悯之心，做出可怜样儿，试图提早结束试验。他们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责任感，竟然试图逃避这个能够拯救其肮脏灵魂，为人类科学进步做贡献的机会。所以没有人愿意受那份罪，都逃得远远的。
我就是那种对犹太人的劣性认识不清，经常同情心泛滥，做出蠢事，时常被愚弄，自取其辱的书呆子。幸好我身边不仅有像恩斯特那样真正关心我，暗中提醒、保护我的好朋友；也有如申克一般不时用血淋淋的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