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父亲怎么骂我:
“放你妈的狗屁!看场电影,也就屁大个功夫;上趟公园,就象在家门口逍遥散步,吃喝玩乐上街下馆子,又不要你掏半个子儿!你为什么就不能陪梦都和郝敏出去玩玩呢?你晚上也要训练吗?星期天也要跳水吗?放着金饭碗不抱,一天到晚抱着个泥疙瘩不换。我怎么会养你这种两条腿的畜牲?!”
还有许多许多更难听的话呢!
虽然,父亲的丑话我从小就听多了,但现在让我学给你听,我都难以启齿呀!
父亲的所作所为,我是从心底里厌恶的。
多少回了,我真想痛痛快快、放开嗓子跟他大吵一顿!
可是你知道的,我的天性太懦弱、太善良、太缺乏勇气了。
我的父亲从十六岁就下乡插队;工作后又不得志,因超生了我这个女儿,使他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性格被扭曲了,世界观也被扭曲了。
在他的脑海中,已强烈地形成了他们那代人中的某种人生哲学。
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比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和追求,有一种意外地得到天赐良机,或者巴结上某个大官,一夜之间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
他总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在众人面前抖擞精神,大摆阔气。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
但我鄙视它、憎恶它!
然而,想想父亲这么多年的压抑,特别是精神上的苦闷、颓丧和失落,以及经济上的拮据和贫寒,我又觉得他其实十分可怜!
每次在外头遇上了不顺心的事,他就要回家来排泄,来发火!
最后倒霉的,总是妈妈和我们两个女儿。
几十年了,妈妈已成了牛皮鼓,随他敲随他打;
女儿也成了出气筒,由他推、任他骂。
在这个家中,我们是又怕他,又恨他,又可怜他呀!
当然,最最可怜的,还是我的可怜的妈妈。
她没文化,没职业,没收入,在家里只能逆来顺受。
如果是我和姐姐惹恼了父亲,他每次对我们姐妹臭骂之后,还要对我妈发作一番,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加,在她身上增加几块青紫!
所以,为了让我可怜的老妈少受欺凌,我们姐妹俩只能尽量约束自己,尽量不得罪父亲。
这次,父亲陪我去省体委报到,在去省城的路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列车上买了两瓶“茅台”酒。那种“茅台”酒,每瓶都要一千多块啊!
他还硬拽着我陪他去一个当官的人家,去市政府办公厅郝主任的家里。
郝主任的老伴留我们吃饭了。
郝主任的儿子郝敏和王副市长的儿子王梦都也在。
平心而论,他们是属于那种有素养、有风度、有幽默感的文化人。
当我们到郝家时,他们对我们是那么的客气,那么的热情,那么的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就凭我们父女俩,凭什么获得他们那种高规格的优待?
仅凭我是跳水冠军吗?
或者说,他们是跳水运动的爱好者吗?
不,完全不是呀!
他们之所以对我们父女那般热情、那般友好,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最担心的那种想法!
尽管违心,我还是十分谨慎地和两位干部子弟接触了。
毕竟人家对我们的热情、关心和照顾是摆在面前的!
尽管梦都存在追求我的想法,但如果我在不答应梦都追求的前提下,能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那我在省城工作,就有了一层官二代的关系!
你知道,在当今的社会,很多事情都要靠关系去应酬、去处理的。
如果我在省城能结识两个官二代,能有两个官二代给予各方面的帮助,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记得我爸爸第一次离开省城时,梦都、郝敏和我一起去车站送他。
我爸竟当着大家的面,取出了我在全运会女子跳水比赛中获得的奖牌,递给王副市长的儿子说:
“这是我家萍萍的奖牌,她脸皮薄,不好意思送你,现在由我转送给你吧。”
看,这就是我的父亲!
他居然如此荒唐、如此低劣、如此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的庸俗心态!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走了我的奖牌,那是我放在家里箱子底下的。
他这种笨拙的做法有谁相信?
就连王梦都和郝敏都看得出,那是他在演独角戏。
当时,我真想当面揭穿他的把戏,想对这种有失人格的做法进行大声的抗议!
同时也想夺回自己的奖牌!
可是,在那样的场合,在众人的面前,我哪里做得出来?
我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裸地打自己父亲的耳光吧?
当时,我只能双手紧紧捂住自己发烧的脸,一声不响地悄悄遛边。
幸好梦都善解人意,他一再向父亲表示感谢后,十分得体地将那块奖牌送回到我的手上,温文尔雅地说:
“奖牌还是放在你这儿吧,你是奖牌的主人,所以,奖牌理应由你保管。说不准什么时候,你在单位还用得上它呢!”
你看,他是绝对看出了事情的真相,看出了我心中的不快。
他这样做,既顾全了父亲的面子,又解了我心中的烦恼。
他的做法是那样地恰到好处,简直象个老练的外交官。
当时,我不能不向他投去真诚的、感激的目光。
李刚呀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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